鄭雅如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）August 08, 2014
「漢奸」多桑？！
1994 年的夏天，由吳念真初執導演筒的電影《多桑》（日語「父親」之意），排入父親節的戲院檔期，於8月6日正式在臺灣上映。這是一部從兒子的眼光重現父親人生 的傳記式電影。從小到大，吳念真一直叫父親「多桑」，因為父親出生於日治時期（1895-1945），只會說台語和日語；他總習慣對別人說：「我是昭和四 年（1929）生的。」這部電影是臺灣解除戒嚴、威權統治逐漸鬆綁後，才有機會出現的作品；在國民黨政府自日本手中接收、統治臺灣將近五十年後，觀眾第一 次在大銀幕上看到了對日本統治抱持懷念之情的、老一輩臺灣人的身影。那一年，我已經是就讀歷史系的大學生，卻初次在電影院看到令我感到陌生且疑惑的「多 桑」，發現從小自學校教育習得的歷史框架裏，沒有、也容不下「多桑」這類臺灣人的存在。
吳念真執導、蔡振南主演的《多桑》，道出老一輩台灣男人的哀愁。（《多桑》電影海報）
在 日本統治時代渡過人生最初十六年的多桑，在嘉義民雄鄉下長大，少年時負氣離家，跑到嘉義市的中藥店做學徒。1945年10月國民政府接收台灣，1947年 發生二二八事件。嘉義車站前一群臺籍精英未經任何審判被國民黨政府軍公開槍斃，其中包括多桑素日敬重的潘木枝醫師（1902-1947）。有義氣的多桑買 了香和冥紙站在店頭的亭仔腳遙遙祭拜，嚇得店家關店趕他走，原本工作的中藥店也不敢再留他。因為二二八事件，多桑離開家鄉避風頭，一走走到臺灣頭去，在瑞 芳挖礦、結婚生子。
潘 木枝醫師為嘉義市參議會副議長，東京醫學專門學校（現東京醫科大學）畢業（東京醫學士），昭和10年（西元1935年）回臺灣開設「向生醫院」，是一位醫 術卓越且深具醫德的好醫師，深受嘉義地區鄉親推崇愛戴。二二八事件發生之際，潘木枝醫師等人代表嘉義市「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」赴水上機場與國府軍員談判 議和，卻遭拘留，3月25日與柯麟、陳澄波、盧鈵欽等和平使者，於嘉義火車站前遭國府軍槍殺犧牲。（照片與資料來源：《那「一支香」還在燃燒——65年來 的懷念：潘木枝醫師紀念特展》，二二八國家紀念館2012.3.25～4.29）
多 桑打開收音機就是聽日語廣播，什麼東西都是日本製的卡好，念念不忘小時候對他照顧有加的日本老師，晚年最大的心願就是去日本探望老師、看看富士山和皇宮。 這樣的多桑與出生於戰後、在中華民國統治下受教育、成長的子女們，彷彿不是「同一國」的。吳念真剛上小學時，多桑邊抓著他的手學寫名字，邊用日語發音唸他 的名字，孩子告訴他「國語」（北京話）的正確發音，多桑卻罵道（台語）：「你爸讀あいうえお（日語五十音），沒跟你讀那個ㄅㄆㄇㄈ偷偷摸摸……」。有一次 妹妹做家庭作業，要為國旗著色，多桑自願幫忙，卻把「青天白日」用蠟筆塗成紅色。女兒拿著毀掉的作業哭個不停，多桑生氣罵人（台語）：「日頭不是紅色的是 什麼色？……妳敢沒看過日本國旗？人家日頭用什麼色的？」氣憤的女兒也用「國語」大聲回罵多桑「漢奸走狗！汪精衛！」[1]
多桑好心幫妹妹塗國旗顏色，卻把白日塗成紅色。（《多桑》電影劇照）
受 日本教育、經歷過二二八事件的多桑，他的青春年少隨著日本戰敗，以及國民黨在臺灣長達四十多年的威權統治壓制下，變成無法訴說與傳承的記憶。在臺灣解嚴以 前，多桑的日本情懷在國民黨政府眼中乃敵國的「奴化遺毒」。這群歷史夾縫中的臺灣人長期消失在公眾視域之前，在國家暴力淫威下，他們不敢跟子女談日本時 代、談二二八事件；而他們的子女在學校接受效忠領袖、忠黨愛國（黨國不分）的教育，學習講「國語」、背誦以中國史為主體的本國史。多桑與子女對國語、國旗 認知的差異，被女兒指責為「漢奸」，都反映了兩代臺灣人在國族身分與歷史記憶的斷裂。
高壓統治下的語言政策與歷史教育
一百多年來，臺灣在強權支配下二度易主。不論是日本統治時期或是中華民國接收臺灣之後，外來的統治者都將「教育」視為實現「同化」政策的核心工具。
日 本政府將日語的使用當作同化的基礎，在臺灣積極推行日語教育；尤其在中日戰爭爆發後展開的「皇民化」運動，「國語」（日語）運動被列為一環，進一步廢止公 學校的傳統漢文課，廢除臺灣本地報紙中的漢文版，以中國語文為書寫工具的作家被迫停止寫作，臺灣話（福佬話）的使用也遭到更多壓制。據官方統計，1943 年能「理解」日語的臺灣人已高達總人口數的80％，雖然數據可能過於誇大，但年輕一輩能純熟運用日語的人口確實大為增加，這主要由於接受基本學校教育的人 口大為提升。1944年臺灣的學齡人口註冊入學比例已達71.31％，日語已成為主流的語言，尤其在公共場合中更是如此。
然 而文化認同與學會一種語言之間並沒有必然的關聯。雖然日本統治臺灣的經濟成就和行政效率獲得許多臺灣人的讚賞，政府官員與軍人的能力、操守也足以贏得臺人 尊敬，但是企圖將臺灣人改造為帝國臣民的皇民化運動，其執行結果與原先預定的目標落差甚大。雖然大多數的臺灣人能「通曉」日語，年輕一代甚至以日語為主要 溝通工具，但是臺灣人對於自己所受到的歧視待遇，仍然普遍感到憤怒。
客 觀而言，老一輩臺灣人懷念日本統治的情感，其實多半是戰後經歷國民黨統治以後才形成的。戰後初始，許多臺灣人對中國懷抱著期待，他們將中國大陸視為自己的 祖國、文化的源頭，期待國民黨政府帶來政治上的平等，並創造出更好的經濟環境。但是回歸「祖國」的熱情，在一年內急遽消失。原因是多重且複雜的。從政治上 來說，臺灣人以為回歸祖國後，從此可以擺脫被殖民的差別待遇，結果卻叫人大失所望。臺灣被視為特殊省分，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有別於其他大陸各省的省政府， 行政長官獨攬民政、立法、司法權，第一任行政長官陳儀且兼任警備總司令，其權力與先前的日本總督不相上下。對臺人來說，長官公署猶如「新總督府」。臺灣人 原本期待，日本人離開後留下的政府職位可由臺灣人遞補，結果卻大多由外來者接任，本省人獲得政府職位的人數比日本統治時期更少，且多擔任無足輕重的職位； 陳儀又藉故推遲行憲後的縣市長直接選舉，由行政長官公署所任命的縣長、市長和鄉鎮長，幾乎都是外省人；臺灣人在日本統治時期所接受的「近代化」教育，被新 統治者貶低為「奴化」，尤其令臺灣人備感屈辱。
為 了將臺灣快速「中國化」，新政府推行的「國語」政策來得又猛又急。1946年，臺灣的學校教學開始使用「國語」；同年，中文報紙及雜誌上的日文版被禁止， 以日語寫作的作家被迫退出文壇。相較於日本統治臺灣四十二年之後，才禁止雙語報紙中的漢文欄，國民黨政府的語言政策更加嚴厲。受日語教育長大、習慣用日語 吸收知識與訊息的台灣年輕一代，宛如一夕之間變成「文盲」。由於長官公署統治失當，1947年爆發二二八事件，蔣介石派軍隊來臺鎮壓。事件後由長官公署所 提交的報告中，仍然認定「日本人奴化教育之遺毒」乃臺人發生反抗的主因之一。官方更嚴厲的執行提倡「國語」、禁止日語、打壓臺灣本地語言的政策。
1949 年，國民黨在國共鬥爭中落敗，將中華民國中央政府、軍隊及相關人員全都撤退到臺灣，這個剛經過軍警肅清、血洗的島嶼，從此成為「反攻大陸」、「復興中華文 化」的基地。使用「國語」更與宣揚中華文化、團結中華民族、表現愛國情操劃上了等號。1956年起，中小學生被禁止在校園使用福佬話、客家話、原住民語等 「方言」，如被發現違反規定，學生會受到各式不等的處罰。1962年臺灣首家電視臺「台視」開播，政府規定非國語節目時間必須少於總播映時間的 16％；1972年更明令電視台，播映台語節目每天不得超過一小時。
戒嚴時期獨尊「國語」，禁止說「方言」。
（照片來源：http://mypaper.pchome.com.tw/kuan0416/post/1322128051）
其 實現代國家選定某種語言作為國民共同的溝通工具，不必然會同時刻意壓制其他語言。國民黨政府不能容納臺灣的多元，採取嚴格的單一語言政策、打壓本土語言與 文化，正凸顯其政權本屬外來，對於臺灣本土文化既不瞭解又感恐懼，故一意壓制。1974年，臺語布袋戲節目「雲州大儒俠」因太受觀眾歡迎而遭到停播，類似 荒謬不合理的舉措不一而足。壓制「方言」的官方政策持續到1987年才停止，它對臺灣戰後第二代、第三代逐漸無法流利使用福佬話、客家話、原住民語等母語 帶來極深刻的不利影響。
黃俊雄與「雲州大儒俠」中的劉三。「雲州大儒俠」曾締造90%的超高收視率，卻因政府壓制本土語言與文化而停播。（照片來源：時報資料庫）
除 了「獨尊國語」，傳授中國歷史也是重新塑造臺灣人中國意識與認同的重要工具。戒嚴時期的歷史教科書向來將臺灣歷史放在中國史的架構中陳述，著重強調臺灣與 中國大陸的密切關係。在這套論述中，已在臺灣生活約六千年的原住民族的歷史被極端忽視，而為了刻意凸顯中國與臺灣的關係，牽強附會的主觀性判斷卻被寫入教 [...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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